孟子（约前372-289）是先秦儒家学派的思想大师，他虽然没有直接受教于孔子——“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以下所引《孟子》原文只注篇名），但他以孔子（前551-479年）学说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在孔子仁学或礼学的基础上发展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学说，并为宣扬和践行这种思想学说而身体力行，奔走呼号。透过《孟子》一书阐述的思想学说和孟子的实际人生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几种来源深厚、影响深远的人生精神。
一、自承先贤，身任天下。    孟子和孔子一样，奉行的是厚古薄今、崇古尚贤的社会历史观，他认为：尧舜之后，圣人之道就衰败，于是社会动荡，民生悲苦，社会从原有的和谐、美好的有序社会堕落为现有的混乱、悲惨的无序社会。而要挽救这种无序的社会，要恢复尧舜时的盛世之景，则只有实行“仁义”这一圣人之道。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他斥责杨朱和墨子的思想主张是充塞仁义的诬民之邪说，宣称要象大禹治水防洪平天下，周公兼狄驱兽安百姓，孔子著《春秋》明大义一样，出来端正人心，灭除邪说，反对各种偏激而错误的行为和言论，从而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等三位先贤的崇高事业。
孔子曾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又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孟子象孔子一样，“自任以天下之重”（《万章下》），身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人生抱负。他说：“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公孙丑下》）他甚至还以救世者的姿态慷慨地宣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孟子大约自四十三岁起就奔走于邹、齐、鲁、宋、梁、滕等国之间，“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腾文公下》），不断向诸侯王公宣扬自己的仁义学说，直至七十余岁止而返，所谓“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尽管孟子的思想主张与战国时代征战攻伐、崇尚强力的历史趋势不相吻合——“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但孟子这种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却是值得称道的。
这种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是儒家人文精神最根本的内容之一。它蕴含着这样一种人生理念：人活着就应该象先前贤达人士一样，把为天下人谋福祉当作自己人生的崇高使命和不懈追求。“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后人对这种身任天下之人生理念的绝好解释。孟子这种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也大致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德政合一之倾向和泛道德主义之倾向，并造就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主流性的人生价值取向——治国平天下，成为影响中国文化具体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民生为本，仁爱为怀。    孟子的“仁义”学说基本上是一种伦理政治学说，这种伦理政治学说渗透进了孟子以民生为本，以仁爱为怀的一种不渝之人生精神。孟子首先积极肯定了人民生活需求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然后坚持政治统治、国家管理要以天下苍生黎民为念，要以天下人民的生存生活为念，对百姓要体民心、察民情、以民为本、以民生为本，修行仁德，实现仁政。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又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梁惠王下》）孟子认为，如果对黎民百姓做到“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梁惠王下》），然而还不能一统天下和安定天下的，从来都没有。本着民生为本、仁爱为怀的精神，他甚至敢于说出那种在那个时代可谓大逆不道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孟子的伦理政治观固然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有幻想通过仁政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思维之幼稚性。但孟子这种以民生为本，以仁爱为怀的人生精神，却无疑是一种进步的人生价值取向。尽管孟子这种民生为本、仁爱为怀的思想和精神上升到政治层面就成了中国专制社会的民本思想和民本精神，并且与官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相对应；但从非政治层面来说，以人的生命为本，以人的生存生计为本，对人仁爱，如孔子说的那样，“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那也是值得现代社会去大力提倡的。
“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尽心下》）孟子的仁爱为怀不仅是一种政治伦理的要求，更是一种生活德性的要求；它不仅体现在对民众的普遍之心理仁爱上，更体现在诉诸于具体行动的对具体人的具体仁爱上，甚至体现在对一切生命尤其是肉体生命的具体仁爱上。他说：“无伤，是乃仁术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梁惠王上》）。孟子又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知者无不知也……仁者无不爱也”（《尽心上》）他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见，仁爱为怀不仅要推己及人，也要推人及物，是对人的普遍尊重，也是对生命现象的普遍尊重。孟子这种善待人、善待生命、善待万物的人生精神，是值得现代人去深刻地反思的。
三、尊德乐义，以义待利。   孔子曾说：“福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又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面对义利的矛盾冲突，面对道德要求和利益要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孟子继承了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人生精神，主张“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万章上》）。
也就是说，孟子要求对人生始终贯彻这样一种严格的生活准则：不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那怕是一丁点也不能给予别人；不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那怕是一丁点也不能取于别人。而对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利益，孟子认为自己去获取多少或给予别人多少，都不过分，比如孔子和尧舜这些圣贤人物就曾这样做：“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万章下》）；“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滕文公下》）孟子认为，如果人们对待实际利益的给予和获取都能见利思义，并且内心培养有一种“尊德乐义”（《尽心上》）的道德情感，那么他就能做到“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不义之室而不居也”（《滕文公下》），甚至“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万章上》）。
“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离娄下》）孟子认为君子可能有一生的忧虑，却没有一时的祸患；而其所忧虑的，也只是能不能做到象“法于天下、传于后世”圣人舜那样尊德乐义，以义待利，为天下楷模，为万世师表。孟子认为，尊德乐义的人“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离娄下》），而即使有一时的意外之祸患，这种境界下他也是不以之为痛苦的——“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离娄下》）。
孟子这种尊德乐义、以义待利的豁达、健康之人生精神，对医治现代社会所谓“物欲横流”的精神疾病不啻为一剂良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人活着固然都有需求，都需要利益，而且古往今来人沦为物的奴役的现象也一直存在；但是，人一旦完全沦为了物的奴役，人就丧失了心灵的自主，从而也就必然丧失在社会中的真正自由，丧失在人生中的真正幸福。因而，人应该修养有自己的德性和品行，尊德乐义，以义待利，只有在法律、道德等允许的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甚至追求更高的生命境界，人才能不迷失自我，不丧失自我，从而也不丧失真正的自由与幸福。
四、崇义尚道，舍生取义。    孟子影响后人最深远的人生精神，除了自承先贤、身任天下和民生为本、仁爱为怀之外，毫无疑问就是崇义尚道、舍生取义这一内容了。在《孟子·告子上》第十章里，孟子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说起，论述了生命与道义不可兼得而舍生命以取道义的人生主张。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继承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崇高人生精神，主张把道义看作高于生命；主张为了崇高的道义，宁不苟且偷生；主张为了崇高的道义，宁不屈从避死。
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孟子说：“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梁之味也。”（《告子上》）当人们有了崇高的道义追求，有了崇高的精神境界，人们就能自主自由地、合乎礼义地对待外界的种种利诱或威逼了，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尽心上》）。而面对义利的严重冲突，人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滕文公下》），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尽心上》），直至舍生取义、以身殉道，则这才算是真正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滕文公下》，《万章下》）“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尽心上》）大丈夫在“天下有道”时就要以此“有道”来完备自身，“天下无道”时就要为了“有道”而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绝不为了人苟活而迁就“道”或牺牲“道”！
孟子这种崇义尚道、舍生取义的崇高人生精神，孟子这种以身殉道的崇高献身精神，后来发展成为泱泱中华的一种昂扬之民族精神。而正是这种崇义尚道、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与忧患以生、自强不息的不懈精神一道，铸就了中华民族浩浩历史上的无数慷慨悲歌，铸就了中华民族滚滚长河中的历经坎坷却又生生不息。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的崇高献身精神，都在孟子这里，汲取了它源源不断的血脉；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的崇高献身行动，都在孟子这里，吸取了它源源不断的力量。“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继承和光大孟子这种崇高的人生精神，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忧患以生，自强不息。    先秦对忧患意识或忧患精神论述最为深刻的思想家，就是孟子。“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尽心上》）孟子认为有的人之所以有很高的德行、智慧、本领、知识等，乃是因为他经常有灾患的伴随，所以“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尽心上》）。由此，孟子深刻地认识到了忧患对一个人乃至是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从而认为要忧患以生、自强不息。他说——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白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他举例说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溪等贤达人士最初都是生活在艰辛困苦之中，正是这种艰辛困苦，磨难了人生，砥砺了人生，锻炼了人生，丰富了人生，从而使他们能在以后大有作为，大有出息。孟子认为，人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艰辛困苦中要想到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胸怀抱负，坚信理念，从而去不畏困苦，去迎战困苦；孟子认为，人要生存，要有作为，要有出息，就要敢于直面内忧外患，就要历经一番艰辛困苦的磨难，就要历经一番肉体至精神的人生锤炼。
孟子这种忧患以生、自强不息的人生精神，与他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是一致的，与《周易·乾》表达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致的，与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乃至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乐观、进取之人生精神，也是一致的。“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认识，深刻地揭示了人生成长乃至是民族、国家发展的一种特定规律；孟子忧患以生、自强不息的人生精神，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应该说，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忧患精神和自强精神，一直以来都深深地渗透在中国的文化精英的血脉中，渗透在中国的知识精英的血脉中，并扩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显著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
六、修心养性，自善其身。    《周易·坤》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又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还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则进一步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腾文公下》）又说：“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腾文公上》）他认为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主张人的一生一方面要身任天下，广有作为；另一方面又要修心养性，自善其身，从而在人生功名上和心性修养上都取得圆满。
孔子曾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他甚至将做人与为政结合起来，将“正身” 或“正己”上升到政治层面上，说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对此，孟子也有相同的思想，他说：“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滕文公下》）“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万章上》）“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尽心下》）孟子认为要端正别人的言行和德性，就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的言行和德性；如果不端正自己，那么就无法端正别人，甚至包括自己身边的妻与子，更不用说去匡正整个天下了。“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做真正的君子，就要先正己，方可再正他人。
“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离娄下》）“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孟子以为，只有做到当自己的言行引起别人有意见就首先反问自己是否做错什么，是否想错什么；只有做到当自己的言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就首先反问自己是否做错什么，是否想错什么，不断反躬自问而力争使自己诚实而无过错，则做人的乐趣和意义也就大有所在了，——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修心养性除了反躬自问、反身而诚之外，孟子认为就是还要“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只要心中养有“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那么就能达到对外物“不动心”的崇高而自由之境界。实际上，孟子人生精神中的“浩然之气”和“仁义”是直接相关的：“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者也。”（《公孙丑上》）这种气，就是一种超越生命、通达天地的至大至刚的正义之气；这种气，与崇义尚道、舍生取义的人生精神，乃是浑然而为一体的。
正人先正己，正己则要反躬自问、反身而诚和养浩然之气，甚至是清心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孟子这种修心养性、自善其身的人生精神，是孟子自承先贤、身任天下之人生精神的重要补充。而修心养性、自善其身和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合在一起，恰恰就是儒家学说“内圣外王”的思想内核和精神理念。
孟子的人生精神是十分丰富的。孟子的人生精神，是对上至《周易》、下至孔子等商周时代中国所具有的优秀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孟子的人生精神，是先秦中国古典文明孕育的绚丽结果，也是秦汉以后中国人生精神和民族性格发展的重要泉源。它同先秦、秦汉、秦汉以后其他思想学派的人文精神一道，共同构成中国之民族精神赖以建构和发展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