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得到荣誉、遭受耻辱使人受惊，好象重病缠身一样。”什么叫做“得到荣誉、遭受耻辱使人受惊”呢？得到荣誉就是受到提拔、抬举，使人向上；遭受耻辱就是蒙受压抑、打击，使人向下。荣誉和耻辱无论来或去都使人心神不定，这就叫：“宠辱若惊”。什么叫“好象重病缠身一样”呢？我之所以有灾难、祸患、疾病，正是因为我过分重视自身，很在乎利益得失；如果我不注重自身得失，不把自己当回事，我哪有什么病痛灾患呢？认识到这一点很珍贵，把自己全身心地贡献给天下，你才有资格被寄以天下重任；是啊，只有把全身心贡献出来为天下服务，你才能接受上天托付的治理天下的重任。
“宠”可以推广为外界对“我”的一切正面的、褒扬的评价。
“辱”可以推广为外界对“我”的一切反面的、贬抑的评价。
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宠辱若惊的。“宠”来了，就很高兴；“宠”走了，就很失落；“辱”来了，就很伤心；“辱”走了，就如释重负。一颗心随着外界的毁誉飘来荡去，再不能有片刻的安宁清净。喜怒无常，悲欢不定，就象生了大病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太注重自己的成败得失了。我们的心里装满了很多我们以为应该非常在乎的东西：钱财、名誉、地位、亲情、友情、爱情等等。对这些外在的东西执着的越多，我们的心就越不能自由。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有”这个层次上，因此都注定是无“常”的。 其实何止是这些，就连我们这一世的肉身（通俗点说叫生命）都是建立在这个“有”的层次上的，几十年或一百年后，就会败坏，要重归大地的。这些个建立在“有”的基础上的一切，说到头都是“镜花水月”、“电光石火”、“梦幻泡影”一类的东西，是不值得我们过分重视的。
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儒家应该是非常“入世”的学派，尚且也提出在必要的时候，“生”是不可以“欲”的，是可以为了更重要的目标去舍弃的。区别只在于：这个比“生”还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孟子认为“义”比“生”更重要；朱子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有的说“临难毋苟免”；又有的说“士为知己者死”。这都是一种看待生死的态度，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着比“生”更可恋的东西，也有着比死更可怕的东西。
这些标准都未必正确，从交换的立场来说，真正值得用“生”去交换的，当然应该是比“生”价值更大的。
道家重视生命的运用，认为“有涯”人生要用于进行“无涯”的求“道”。佛家也认为“人身难得”，“光阴苦短”，所以修佛之心不可有一日一时地懈怠，要“勇猛精进”。即便如此，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生命”不是第一位重要的东西。
 佛家认为“宁舍身命，终不作恶”。“身”和“命”尽管是这尘世里非常宝贵的东西，但是如果在“作恶”和“舍身命”之间做选择，就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东京审判》里讲到一个细节：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鬼子抓住了几个和尚，叫他们去奸淫一个姑娘，否则就杀了他们。除了那个“临时和尚”妥协了，所有对佛法有深刻认识的和尚统统选择了“舍身命”。他们不怕死吗？他们其实非常怕死，但是他们更怕的是“作恶”，因为他们深信一旦作恶，就会在漫长的生命长河里辗转受报，相比之下，这一世的生命虽然也宝贵，就也算不得什么了。
道家与佛家的观点也是大同小异的，老子就这样认为：与其我整天象生了大病一样的担心恐惧，不如我把这个“身”看得淡些为好。“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佛家把那种认为“生命第一重要”的观念称为“身见”。这个“身见”延伸出去就是认为“我”的一切都是最重要的，因此满足“我”的一切需要才是头等大事。所以才会 “常戚戚”，才会患得患失，才会宠辱若惊。
如果想不再“宠辱若惊”，不再“患得患失”，不再“常戚戚”，该怎么办？《心经》上说：“心无里碍，无里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是要让你的“心”没有任何牵挂，这样就不会有恐怖，这样才能远远地离开那些“颠倒梦想”。
“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不要把一己的“身”、“命”看得太重啊！更不能把那些附着在“身”上的那些东西看得太重啊！你应该象关心自己那样去关心周围的人，关心家乡的人，关心本民族的人，关心全国的人，关心全世界的人，关心这宇宙中的一切众生，这就叫“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出自《金刚经》），这样你才是这宇宙真正的主人。这个思想其实也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没有牵挂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无私”的人；一个“无私”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无畏”的人；一个“无畏”的人，才是真正能有大作为的人；一个有大作为的人，才是真正能接受上天托付的治理天下重任的人。